除了剧集《繁花》，上海话还出现在诗歌朗诵会上。

3月12日晚上，由诗歌公益组织“我们还有诗”发起的“海上的诗歌——沪语诗歌创作朗读大会”在八号桥艺术空间·1908粮仓举行，开启了上海话作为诗歌语言的可能。

朗诵会现场的20多首沪语诗歌，由诗人、歌手、画家、白领甚至孩子创作。这些诗歌和现场屡屡被提及的《繁花》一样，充满热气腾腾的上海市井生活气息，比如简昉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“侬住叻淮海中路/我住叻浦东三林塘/如果啊里一天落雨发大水/发到上海侪淹忒/我就好乘船去看侬"；贲雷的《热天》，“小辰光/最欢喜呃就是热天/勿是因为棒冰雪糕冷饮水/搿些么事/顶多跟暑假作业蹋皮/欢喜热天/中心思想只有两个字/爽气”。

在随后举行的诗歌对谈上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从文学史的角度，肯定了用方言朗读诗歌的形式。他说，普通话并不是读古诗的标准语言，普通话里没有入声字。古诗讲平仄，入声字的作用非常重要，可以引起语音的明显变化，从而体现作者的情绪。如果一首古诗，他用普通话很难读出平仄，如果用上海话读，可以读出里面的韵味。

骆玉明以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为例，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这首诗的特点是有很多入声字，声音起落非常大。但这种黄昏之下，在高楼上看到黄河之水天上来般的壮阔感，普通话是读不出来的，“用上海话读一读，就好听得多”。骆玉明即兴朗读了沪语版的《登鹳雀楼》，抑扬顿挫，富有古韵，现场响起一阵掌声，“所以普通话绝不是古诗的标准读法，或者共同读法，用方言去读诗歌，能表达出很多古诗发音的丰富性”。

不过，骆玉明说，方言可以用来朗读诗歌，但要用来创作小说就有局限性。中国方言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是清代的《海上花列传》，但这部小说只有懂苏州话和懂上海话的人才能阅读，所以哪怕张爱玲很喜欢，小说本身的传播范围并不广。

“虽然我是上海人，但很多年里我对上海话印象不好，觉得它很粗鄙。”诗人、“我们还有诗”发起者韩国强坦率地说，他开始尝试用上海话写诗，始于多年前看了金宇澄的小说《繁花》，被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吸引和打动，由此开始了这方面的创作探索，“上海话是最近100多年时间里才慢慢发展起来的，但我想通过诗歌朗诵会等形式，把上海话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面，就像粤语融入上世纪香港音乐发展后的变化一样，从粗俗的语言变成非常雅致的语言，这是每个上海人都可以努力做的事。”

“我们还有诗”听诗会是由中国几十位诗人、诗歌爱好者与朗读者共同发起、打造的一个诗歌公益项目，2023年4月21日晚上启动首场听诗会以来，举行了多种形式丰富的诗歌朗诵会。“我们还有诗”强调独特的视觉和音乐呈现，以及非传统的朗读形式，让更多好诗有机会流传。

（图片由主办方提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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